王阳明的一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然而无论他处于何种境遇，与师友之间深入探究学问、畅谈道理始终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即便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这种紧张激烈的时刻，王阳明也会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中军帐中研讨“良知”学说。他的讲学有一个显著特点，常常以最贴近人心的事亲之孝作为切入点展开论述，如此一来，总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言说效果。而且对于王阳明而言，孝道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教导他人的层面，他自己更是终身秉持“诚孝之心”，以“真诚恻怛”的态度去践行。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本就是一位至孝之人。《明史·王守仁传》中记载：“华性孝，母岑年逾百岁离世。华当时已年逾七旬，却依旧睡草席、吃素食，士大夫们对此多有赞誉。”“寝苫”与“蔬食”生动地展现出王华不顾年事已高，因哀悼亲人而自我约束、自我苦行的“诚孝之心”，这在当时的士林之中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父亲一脉相承。例如在两广地区寇乱愈发严重之时，朝臣打算上书举荐王阳明前往平乱，却被执政大臣阻拦，理由是：“公（王阳明）乃纯孝之人。两三年前，公的太母夫人去世，公还多次上书请求回家处理丧事。如今公的父亲太宰实菴先生年近八旬，正卧病在家，公寸步都不肯离开父亲身边，又怎会愿意远赴数千里之外去治理两广呢？”（蒋冕：《贺总制军务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阳明王公平寇序》）王阳明侍奉父亲“寸步不离”，在孝行中切实贯彻了知行合一的原则，也彰显了王阳明父子的齐家之道。

不过，王阳明不仅身体力行地践行孝道、以孝齐家，还积极宣扬以孝治国的理念。正德十六年，因其父亲病重，他多次上书《乞便道归省疏》，其中提到：
“臣的父亲年事已高且疾病缠身，不久前又遭遇谗言陷害的灾祸，……如今幸得洗清冤屈，重见天日。父子情深，臣自然渴望能见父亲一面，倾诉这些年悲惨离别的痛苦，尽享奉养父母的欢乐。……世上确实没有不孝顺父亲却能忠诚于君主的人，所以臣斗胆冒死请求。恳望皇上以孝道治理天下，包容万物，特别宽恕臣未能及时奉命之罪，让臣能稍稍尽到乌鸦反哺的私情，臣即便赴死也感恩戴德，臣惶恐恳切至极！”
王阳明一方面反复诉说孝亲却不能如愿的“悲惨离隔之怀”，期望以此打动武宗，同时强调这也是“情理所必然不能抑制的”；另一方面，他明确提出“以孝为治”的主张，希望统治者能依据传统儒家“未有不孝于父而能忠于其君者”的观点，推行以孝治为核心的仁政。

王阳明自身更是推行孝治的典范。嘉靖七年，他在《批增城县改立忠孝祠申》中特别强调：“表彰忠孝，树立良好的风气，以此引导民俗，这是治理政务的首要任务。”他曾审理过一起父子争讼的案件，“话未说完，那对父子便相拥痛哭着离开了”，这显然是受到他以舜为例宣讲父慈子孝之道的感化。当时王阳明先是以“舜是世间最不孝的儿子，瞽叟是世间最慈爱的父亲”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吸引父子二人的注意力，然后再耐心讲解一番道理：
“舜常常自认为是大不孝之人，所以才能做到真正的孝顺。瞽叟常常自认为非常慈爱，所以反而不能做到真正的慈爱。瞽叟只记得舜是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如今却不能让自己愉悦，却不知自己的内心已被后妻影响改变了，还自认为能够慈爱，所以愈发不能慈爱。舜只想着父亲抚养自己小时候的种种疼爱，如今父亲不爱自己，只是因为自己未能尽孝，每日思考自己不能尽孝的地方，所以愈发孝顺。等到瞽叟感到愉悦时，也不过是恢复了内心原本慈爱的本性。所以后世称赞舜是古今第一大孝子，瞽叟也成为了慈爱的父亲。”（《传习录（下）》）
王阳明曾指出：“人生最大的弊病，就是一个‘傲’字。作为儿子傲慢必定不孝，作为臣子傲慢必定不忠，作为父亲傲慢必定不慈，作为朋友傲慢必定不信。”所以为人“心中千万不能有傲慢，有了就是傲。古代圣贤的诸多优点，也只是因为做到了无我而已，无我自然能谦逊。谦逊是所有善行的基础，傲慢是所有恶行的根源。”（《传习录（下）》）这里的瞽叟就是“傲”的典型代表，他总是“有我”且“自以为是、自我欺骗”；而舜则是“无我”与“谦逊”的典范，所以“常常自认为大不孝”实际上却是纯粹孝顺、大孝之人。王阳明借此劝诫这对父子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私心”，各自消除“愤怒、粗俗之气”，尝试“放低姿态、谦逊待人”，各自寻找自身的不足并努力改正。正如陈来在《宋明理学》中所说：“王阳明能像禅宗大师一样运用惊人的点化方法让人领悟”，再加上舜的孝悌故事本就是流传千古的经典，其中真挚深沉的道德情感足以打动人心，因此王阳明的这番言论自然能让这对父子如醍醐灌顶。

以孝道来处理刑狱案件自然是孝治的一部分，而王阳明在主政地方以及剿匪平乱之后，也会张贴告示劝勉百姓，倡导孝道，以此教化民众、形成良好风俗。例如正德十二年，漳州匪患刚刚平定，王阳明便颁布《告谕新民》告示，其中说道：“你们各自安心从事生产，……守护好自己的家门，爱护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保护好自己的家庭，孝顺父母，抚养子孙，……永远做善良的百姓。”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在南赣巡抚任上剿灭浰头土匪之后也颁布《告谕》：“告谕百姓，风俗不美好，祸乱就会兴起。……至于孝顺父母、敬重长辈、遵守自身操守、奉公守法、讲究诚信、和睦相处、停止诉讼、消除争斗等方面，我已经多次发布告示，恳切地开导劝谕……”而在著名的《南赣乡约》中，王阳明更是明确指出：“……从今以后，凡是同约的百姓，都应当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努力成为善良的百姓，共同营造仁厚的社会风气。”在正德五年的《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中，王阳明也痛心疾首地劝谕道：“我半夜忧虑惶恐，思考拯救的办法，关键在于各位父老劝告子弟，倡导孝悌。各自念及骨肉亲情，不要忍心背弃抛弃。”并要求“有能倡导孝义的人，县令会亲自到他家拜访。”在教育自己的子侄时，王阳明同样如此要求，他在《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中说：“你们要心怀仁礼，以孝悌为根本，以圣贤为榜样，努力为家族增光添彩、造福后代，这样就可以了。”如此种种，我们仅列举几个例子，就能清楚地知道，王阳明在多年的剿匪行动中虽然战功赫赫，但他深知军事行动并非解决匪患的根本办法，只有通过道德教化改变社会风气，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匪患。

而道德教化的起点和基础就在于事亲之孝道。正如《论语·学而》中所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德就会产生。孝悌，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说，这里的“根本”强调的就是“行仁的根本”，即仁德实践与教化的基础。所以王阳明在社会宣传教育与国家治理实践活动中，大力主张并积极践行孝悌之道，而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黄绾在《王阳明先生行状》中记载，王阳明在南赣任职三年，通过制定乡约，建立十家牌法的基层管理制度，再加上大量讲学和兴办书院等方式来“倡导孝悌”“教化劝勉礼让”，使得“赣地的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赣地百姓大多变得善良，而且追求学问的君子也增多了”。

综上所述，王阳明极为重视孝道在人格塑造、教化民众、齐家治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且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而“孝”的政治意义早在《孝经》中就通过移孝为忠等方面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陈壁生也曾指出：“古代并没有如今人所说的公与私的界限，道德与政治的明确分界，因此，‘孝’的问题也绝不是私人领域中子女对父亲的道德问题，而是全面构建人间秩序的核心要素，所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陈壁生：《孝经学史》）“以孝为治”的理念在汉代就已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但在历代士大夫中，像王阳明这样能够在政治生涯中切实贯彻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人，却并不多见，儒家的孝治精神在王阳明这里得到了真正的弘扬与光大。